城事记忆·天南海北大坝人|“山东大汉”张复洲的三门峡情结

文章出处:华仕酒业 发表时间: 2024-03-02 23:40:32

  这是一位个人经历及其丰富、随岁月静默而充实的老革命。几次去拜访,他因身体原因,出院又入院。

  可此时,病痛让他无法正常交谈。他的女儿说,一个月前老父亲还很硬朗,突然不适而住院,你们要是早来一个月就好了,善于表达的老父亲他可以给你们讲很多事呢!

  我们默默祈祷老人尽快康复出院,期待倾听他的讲述。但是,最终得到的却是噩耗,老人2023年9月25日走了。

  1928年11月28日,我出生在山东泰安满庄西林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,少年时代是在家庭贫穷、生活艰难和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度过的。从记事起,爷爷已亡,奶奶去世,父亲在家种地,是兄弟四个中最小的。我家有七口人,父母、兄长和三个妹妹。几亩山地,每年收的粮食不足半年用,只能吃糠菜补饥。父亲给地主打工,挣点工钱维持生活。记得民国三十二年,旱涝蝗虫大灾,庄稼不收,靠吃红薯秧、花生皮炕干磨成的面再和榆树皮搀到一起当饭吃。那一年,全村饿死不少人。我的三个妹妹出麻疹,没有粮食吃也没钱看病。

  我七八岁时,去读私塾,后来又上了学堂。日本鬼子入侵泰安,经常来村里扫荡、抢粮和抓人,让人修路修炮楼。学堂一年上不了几天课,我就帮家里割草、拾柴火。我的大哥十六七岁就跟着村里人到东北齐齐哈尔去学打铁。

  1949年张复洲(后排右)和母亲(前排右)、大娘(前排左)、叔伯姐姐(后排左)合影

  在八年抗战中,村里就有的组织,他们动员群众抗日,组织儿童团站岗、送信,我参加了这些活动。1946年初,土匪横行兵荒马乱,18岁的我参加了革命。

  泰安以西有个泰西县,我就在泰西区委当通讯员。任务是送信,给工作人员做饭。每人每天供给一斤小米,四两小米的菜金。每天两顿饭,小米饭和玉米饼。1946年8月,区农会主任崔俊峰对我说:“你的工作不错,区里工作人员少,把你调去满庄小区当工作员。”

  我到区里报到后,领导派我和方平天同志负责泉河、泉河湾两个村子的发动群众、组织农会、斗地主分田地、动员参军等工作。九月份,区长陈少军和方平天两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。后来我还到北梁街、南梁街等村工作过。那年,我在泰西县六区任区委宣传干事,后来泰西县六区成立了武工队,我先后任武工队队员、班长、区委宣传委员、小区区长。

  1947——1948年,蒋介石发动内战,重点进攻山东。为保存这批干部,党组织转移,各村主要干部和区县的干部向解放区转移。每个区只留几个干部坚持工作,其余离开泰安城。全县一千多名干部走莱芜、博山、周村过胶济铁路,从邵平过黄河到济阳、齐河、东河、阳谷等地学习整顿。1947年初,的正规军到了胶东孟良崮。这时,我们从平阴过黄河经肥城又回到本区。

  进攻山东后,在各地都建立了伪区政府,每个区有300多人的还乡团,我们乡里有100多人,各村都有伪保长给他们办事。我们回来后,便和伪乡长方建文进行斗争。白天是他们的天地,晚上就成了我们的天地,夜里我们到各村宣传党的政策,讲当前形势,做伪保长的工作,不要给卖命。对作恶的伪保长,抓住杀掉,以教育其他伪保长。敌人的大部队来了,我们区武工队就跑了;我们的大部队来了,还乡团他们就跑了,这叫拉锯。

  我的一个三姥爷,他是老八路,我三叔是武工队的人,我也在武工队,敌人一次就烧了我们三家的房子。张复洲回忆说:“当时,我这个脑袋瓜子值100块的现大洋,谁要逮住我,谁要告发了,把我这个人给消灭了,也是100块的现大洋。”有一次,梁指导员和我,还有一个通讯员,我们三个撒了一夜传单,离我们村还有四五十里路,快天明了,走不了,那个村有个地洞,我们就钻进去。村里到处枪声,一个老汉跑来,想往里钻,一瞧三人挤得满满的,他扭头就跑,敌人向他打枪,我们三人被敌人发现,暴露了。敌人大概有一两个排追我们,撵了20里路,枪子打到石头上冒火。我们拼命地跑了几十里,我的鞋都跑丢了。终于摆脱了敌人,到老百姓家打了一葫芦水喝光了。

  泰安战役于1947年4月22日发起。驻守泰安的为整编七十二师,川系部队,擅守备,装备为美日混械,敌我兵力火力比较,我方不占优势,他们把泰安城都炸平了。八路军在山上,敌人在城里,打了4天,泰安解放,我在战斗中抢了敌人两支枪,立了二等功。1948年9月,指挥解放济南,我参加了济南战役。我们在后方组织民工支前,部队打到哪里,担架队、送粮队就跟到哪里。1947——1948年两年时间里,我们区武工队有计划地打了六、七次仗。我还跟随武工队参加了莱芜战役,送信、送军粮。在土改运动中,我还立了三等功。

  建国后,我在泰安县团委工作,1950年调任泰安县委宣传部长、副书记、书记,二区区委书记。1951年我被派往中央团校第四期学习一年。“过去光知道好,是感情,理论上一点儿没有。在中央团校,安子文、、等都给我们讲过课,他们讲得透彻,我对的认识在理论上提高了。”

  我的表哥吕源明是泰安地区专员、地委书记。原本留在泰安会有很好的发展成长机会。可是我不想靠别人,就报名去三门峡!

  1956年初,我离开泰安去支援三门峡大坝建设,同车的有泰安财政局长李中华,肥城县委宣传部长董和邦等二三十人,我们一个车厢到会兴车站。

  那时工程局的办公大楼刚刚打地基,全国各地支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有500多人。先后到达工地的山东、湖北等省支援的行政管理人员,绝大部分都是革命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地委级和县委级干部。同年8月我回到泰安接爱人,柳条筐里装上锅碗瓢勺,柳条包里装上被褥枕头衣服,还带来了个叔伯妹妹,一块儿坐上了火车, 经徐州转车,来到大安,住进土坯房。我当时的职务是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团委宣传部长。

  1958年4月20日,工程局党委办公室召开会议,我和工会几个同志参加。王干国主任主持会议,他说:“明天敬爱的周总理到三门峡工地视察,你们几个同志跟随总理,负责维护秩序,不要让职工见到敬爱的总理就簇拥上来。”他讲了几条纪律,让我们严格遵守。

  接到任务后,我特别高兴,又怕完不成任务,担心工人们围着总理,影响了总理视察!一夜翻来覆去,无法入睡。第二天(4月21日)早上7点多钟我就到了史家滩火车站,激动地等候总理到来。

  上午九点多钟,周总理的专列缓缓地开到史家滩车站。敬爱的周总理、彭德怀副总理、秘书长等中央首长,还有三门峡市、工程局的领导陆续走下火车。总理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刘子厚局长的陪同下,步入三门峡工地。敬爱的总理身着银灰色的制服,步伐矫健,神采奕奕。我真想走上前和总理握握手,向总理问好,但因为有纪律,不敢这样做。

  周总理从神门岛上走下来,到大坝隔墙视察,身上落满粉尘的坝一分局团委书记刘冠三,看到总理,急忙跑上前去,紧紧握住总理的手,激动地说了一句:“总理您好!”往下就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周总理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问道:“是下放干部吗?”

  刘冠三回答说:”我是做青年工作的。”总理又问,“学习技术了吗?”“学了一点儿。”总理勉励说:“青年的任务就是学习嘛!要学政治、学技术、学经济、又红又专,组织带领青年向科学领域进军。三门峡是所大学校,修好大坝,学好本领,搞好水利水电建设事业,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!”刘冠三坚定地回答总理,“正向这条路上前进。”

  听着周总理和刘冠三等青年的谈话,像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中,感到全身热乎乎的,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  周总理走到哪里,我们就跟到哪里。工人们听说周总理来了,都围了过来,争着想看看敬爱的周总理!我们的任务是不要让太多人围观,影响总理的视察。我走在前面开路,或在总理一侧拦住涌来的人群,保持前行道路畅通。

  周总理和彭副总理从隔墩上走下来,专家工作室的几个年轻姑娘簇拥上来,见了彭副总理就稚气又认真地来了个立正姿势,激动而响亮地说:“元帅,您好!”彭副总理笑着同她们握手,问道:“你们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吗?”姑娘们齐声回答,“是。”彭副总理说:“好!有这么多转业军人在这里,三门峡工程一定能很快建成。”这时,周总理转过身来问她们:“你们都是下放来的吗?”“是,我们都是下放的。”“做什么?”陈贵云、丁隆光回答:“清理工。”周总理风趣地问,“哭了没有?”“没有!”几个姑娘一齐回答,其中一个说:“不信,请我们刘局长作证明吧!”刘子厚局长笑了笑连声说:“没有哭,没有哭。”大家也都跟着笑了起来。之后,总理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关爱孩子一样还问她们,动手不动手?工人肯教你们不肯?苦不苦?

  周总理一行沿着隔墩往下游走去,到张公岛的一个乱石堆上停了下来。总理俯视左岸浇筑和清理坝基的现场,问刘子厚局长,”对面是什么岛?”“人门岛现在只剩一个角了。”总理又问道:“哪个是神门岛?”“围堰上边就是。”刘子厚指着最高的那座混凝土工程说。总理再次问道:“哪里是娘娘河?”刘子厚局长给总理介绍着。

  周总理从张公岛往南走,走上施工临时架设的跨河浮桥。总理在桥当中停了下来,依着栏杆,面对滚滚东流的黄河水,再次眺望耸立的石岛和沸腾的施工现场。总理问道:“砥柱上的诗还有没有?是哪个朝代写的?什么诗?还看见看不见?”

  刘子厚局长回答说:“唐太宗作的诗,魏征写的字。年代久了,风化了,诗看不见了。”

  周总理若有所思地说:“砥柱,就那么点大,冲刷了这么多年,现在还在那里。”他望着远处,又问道:“哪条河是主流?”

  刘子厚局长告诉总理,“神门河是主流,流量最大,水最深。”他遥指着前面的大坝西侧的位置说:“发电站的厂址就选在那里。”总理看了三门峡地形以后,流露出满意的神情说:“坝址选择的很好,和长江三峡一样。”

  四月的三门峡,中午天气已有些闷热。但是,周总理依然精神奕奕地向前走着,从左岸走到右岸,走上了一个陡坡。这时修筑公路的民工已开始在路旁休息吃饭,民工们一手拿着馍,一手端着碗,总理向他们走去。总理问民工任聚山、李长河,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?二人告诉总理说是从临汝县、宝丰县来的。总理关切地问道,“来几年了?回过家没有?”“1956年来,没有回去过。”总理问他们,一天吃几顿饭?一个月多少工资?一个馒头多少钱?每月除了吃饭,还能剩多少钱?

  周总理在问他们手中掺有红薯面的馍是多少钱时,还拿过来掂了掂份量,用手掰了一块尝了尝。民工们兴奋地告诉总理,他们原来是文盲和半文盲,现在一下班就学文化。

  周总理离开民工,来到正在安装机器设备与空气压缩机的厂房。他看到正在工作着的技工高洪裕,问:“你的工作何时完?”高洪裕回答,“快完了。”总理看着高洪裕身后18岁的沙俊祥说:“这个小伙子挺年青。”接着伸出手和沙俊祥握了握,问道:“你是哪里人?从啥地方来的?”沙俊祥激动得不知所措,回答说:“江苏宜兴人,从狮子滩水库来的。”总理问他多大年龄,家里还有谁,每月工资以及伙食费多少等等,最后叮嘱他要好好向老师傅学习技术。

  周总理边走边问动力分局的主任工程师钱汝泰,“你在这里管什么?”钱汝泰回答说:“管施工用的风、水、电。”总理风趣地引用《封神榜》上的故事说:“风、雨、雷、电四大金刚,你就管了三个。”总理的话引得大家“哈哈哈哈”欢快地笑了起来。

  总理走到厂房门口时,看到动力分局维修班学徒工王秀荣,走过去亲切地问道:“你是哪里人?”王秀荣没想到总理会向她问话,双眼睁得杏圆,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话,直到总理再次发问,她才回答说:“是河北行唐县人,从官厅水库来的。”总理又问道:“学会了技术没有?”“简单的会,复杂的还不会。”总理环视四周看着眼前的人群,和蔼可亲地对王秀荣说:“这么多的老师傅,你要向他们学习!”王秀荣激动得不停地点头。

  周总理沿着右岸来到小拌合楼,刘子厚局长和王化云副局长向他介绍小拌和楼设备情况。离开小拌和楼,他沿着陡坡走下来时,不时地瞭望这个伟大的工程。

  时间已是中午十二点半了,总理挥手向建设者告别,人们又一次激动地向总理鼓掌,直到总理乘坐的轿车消失在前面的一个小山包之后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  总理走了,工地广大干部职员激动的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那几天,不论在食堂里、宿舍里或上下班的列车里,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议论这永远难忘的见面。浇筑分局混凝土队清洗班老工人张君,找到班长说:“总理这样关心我们,我们肯定要实现提前一年拦洪,提前半年发电的计划!”他建议中午饭在基坑里吃,省出时间多干活。

  回到局团委办公室,同志们围上来问这问那,我向大家汇报了见到周总理的幸福情景,介绍了周总理对我们青年的亲切教诲和期望。大家听了特别高兴,表示一定全面贯彻落实总理的指示。我自己也下定决心,要学政治、学技术、学经济,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干部。

  张复洲老人1959年调任三门峡市团市委书记、之后任市总工会主席、三门峡市纪委副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(其中1978年4月任纺织器材厂副厂长),1990年在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地专级待遇上离休。

  张复洲同志在战火纷飞和的岁月里,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,为建立新中国,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中。他一切听党的指挥,服从组织安排,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,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共和国立下了功劳。建国后,他主动奔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,爱憎分明、廉洁奉公、为人正直。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位后,更是以身作者、吃苦在前、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,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和奖励。业绩曾入编黄河水利出版社《三门峡人》。

  作者简介:尚柏仁,1963年8月生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映象约评论员,三门峡市特约社科专家。2023年三门峡优秀社科专家。多年来公开发表三农方面论文150余篇,诗歌700余首,出版有《情系三农》、《感悟人生》、《尚柏仁文集》、《尚柏仁诗集》、《三农问题调查与思考》、《乡村行走》、《尚柏仁文选》、《苦旅十年》、《三言两语集》等书。对崤函大地上的古树、古门楼、古村落、古关、古道、古渡口、古文化有一定的研究。先后有30余篇论文获省级以上奖励,其中《一言难尽村干部》2012年12月在全国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征文中获一等奖,《扶贫西坡》获国务院第四届“费孝通田野调查奖”征文一等奖。